《远征》

1940年6月，德军进入巴黎前七十二小时，法国外交部秘书长阿列克西·莱热登上一艘开往英国的货轮。他的手提箱里没有外交文件，没有银行存折——里面是一沓未完成的诗稿，铅笔写在黄纸上，字迹潦草得只有他自己能辨认。

法国外交界没有人知道他在写诗。他在外交部工作了二十六年，从驻北京使馆的三等秘书一路做到秘书长，经手了慕尼黑协定、西班牙内战调停、国联的无数次崩溃性会议。他的同事们只见过他写外交照会时那种不带感情的法语——精准、节制、像手术刀。但他用另一个名字发表作品。

圣琼·佩斯。

“诗人不应该有一个社会保险号。”晚年被问到为什么使用笔名，他这样回答。这话说得平静，但你听得见底下的东西：诗和职业无关，诗是呼吸，呼吸不需要编号。

北京写下的异域

《远征》写于他驻北京的五年——1916年到1921年。他住在东交民巷的外交公寓里，窗外是城墙、驼队、风沙漫天的华北平原。他没有写北京。

他把眼前的一切碾碎、重组、推向一个不存在于地图上的维度。诗中的征服者没有名字，没有国籍，来自一个无法辨认的朝代。他带领骑兵、骆驼队和徒步者穿越一片又一片虚构的大陆，所有地名都是佩斯自己造出来的：阿克苏姆、苏萨、纳哈万德。这些音节不指向任何经度或纬度。它们是咒语。你读的时候不会想去查地图，你只会被语言本身的运动带走。

诗题”Anabase”来自古希腊色诺芬的《长征记》——一万名希腊雇佣兵从波斯腹地向黑海海岸的千里撤退。但佩斯把这个词翻转了。色诺芬写的是回家的路，佩斯写的是一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路。没有故乡在前面等着，没有人在计算还剩多少里程。

句法的沙暴

这首诗没有情节。

它是一连串铜版画般的画面：风吹过沙丘时沙粒沿着新月形的弧线滑落，马群的鬃毛在曙光中烧成金红色，黎明时分的营地上空升起第一缕炊烟，帐篷的绳索在干燥的风中震颤。然后画面切换——草原上暴雨骤至，骑手们俯身贴住马颈，雨水顺着缰绳往下淌；海洋出现在地平线上，盐粒粘在每个人的嘴唇和眉毛上，没有人减速。

佩斯的句子可以蔓延十几行。从句套从句，意象叠意象，一个句号要等很久。但你不会觉得冗长——你觉得自己被一种巨大的语言运动裹挟着向前，像骑马穿过一场沙暴。十行过去了，你可能还没遇到一个停顿点，你已经穿过了好几片大陆。

诗里的风和人物平起平坐。佩斯写风的方式像一个气象学家被附了体——他关心风的方向、风的湿度、风穿过不同地貌时携带的气味。他写马群的鬃毛被风梳成同一个方向，写沙粒在风中摩擦发出电流般的细响，写营地的篝火被风吹得几乎贴住地面却始终不灭。你读这些段落的时候能感觉到，这个人在北京的外交公寓里坐了五年，听够了外交辞令，他急需让语言动起来——大幅度的、不受控制的、没有目的地的动。

不建城的征服者

诗的中段有一行：”我们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扎两次营。”

它孤零零地出现，没有上下文，没有解释。佩斯的征服者和历史上所有的征服者都不一样。攻占城池，掠夺财富，竖立纪念碑——这些事一律不做。他只是走。走过沙漠，走过草原，走向海岸线，走向大海。目的地从来不会到达，到达也不是重点。重点在别处：那股永不停歇的前推力，人类精神里一个几乎生物性的冲动——越过下一个沙丘，渡过下一条河流，看看地平线后面还有什么。

这很可能是佩斯对自己二十六年外交生涯的一种回应。他在谈判桌上目睹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全部的文明暴力——战争、条约、背叛、屠杀。然后回到书桌前，写下了一个不停行走的人，一个拒绝在任何一处扎下永久营地的征服者。

普世性的处境

1960年，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授奖词写：”以翱翔的想象和语言的光辉，描绘了现时代诗人普世性的处境。”

“普世性的处境”——这几个字值得停下来读两遍。佩斯的诗里没有私密的痛苦，没有日常的碎屑，第一人称抒情的痕迹在这里完全找不到。他写的是宏大的风景、人类的迁徙、文明的隆起与消散。但瑞典学院看得很准：在那些虚构的沙丘和虚构的旗帜下面，是一个现代人面对庞大世界的全部茫然和全部勇气。读《远征》的人不需要知道法国外交史，只需要知道自己也曾在某个深夜感到一种无法解释的、想要启程的冲动——哪怕你第二天早上还是要坐回那张办公桌前。

佩斯活到1975年，八十八岁，死在法国南部地中海边的季安半岛。他用诺奖奖金买了一座小岛。后来那座岛被海水淹没了。

他没有对此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