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麦罗斯》

《奥麦罗斯》是一部现代人的史诗巨构，对沃尔科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歌之一”。

全诗共七卷八千余行，以圣卢西亚黑人渔民赫克托和阿喀琉争夺美丽的女仆海伦为主要线索，通过一群生活在圣卢西亚的当代人物以及众多来自现实、梦中、历史、经典 的人物，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奥德修斯漫游记。

诗人以加勒比海为轴，纵贯美洲、非洲和欧洲，以当代为坐标，上下五百年，在空间和历史中自由穿梭，把殖民历史、个人记忆、希腊神话、现实政治、加勒比海地区的生活经验交织为一体，用多元声音和多重线索的后现代手法，在魔幻色彩、厚重历史和后殖民语境之间形成了广阔的诗意空间，是一个蒙太奇一般眩目的文本。

《奥麦罗斯》涉及真实的历史，也是内在流亡者的痛苦所塑造的心灵史诗，它更让我们认识到，所有这一切都关乎我们自身。

一个圣卢西亚的渔夫划着他的独木舟出海。他叫阿基里。他的对头叫赫克托。他们争的女人叫海伦——岛上最漂亮的女招待，黄裙子的下摆被海风吹起来的时候，酒吧里所有男人都停下手里的牌。

德里克·沃尔科特把荷马的鬼魂从爱琴海搬到了加勒比，搬到一个只有十六万人口的小岛国。太阳是一样的，盐是一样的，男人为了女人打架的心是一样的。换了海的颜色。

沃尔科特是圣卢西亚人，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非洲裔，祖上有人来自荷兰。殖民史印在他的皮肤上。他写《奥麦罗斯》用了三百多页，诗体，但丁的三行连环韵——terza rima——让英语在加勒比的烈日底下发出一种陌生的回响。1992年斯德哥尔摩把诺贝尔奖颁给他，授奖词说他的诗”放射着历史眼光的光辉，呈现了多元文化碰撞中的复杂现实”。

名字里埋着帝国的地图

阿基里，赫克托，海伦——这些名字就是沃尔科特摊开的底牌。他让西非血统的渔夫顶着荷马英雄的名字，在圣卢西亚的苏弗里耶尔火山脚下撒网、喝酒、互相咒骂。阿基里的独木舟叫《我们相信上帝》，漆在船头，旁边画了一轮太阳。赫克托开一辆出租车，后视镜上挂了一串塑料花。海伦在”正午沙滩”酒吧端盘子，皮肤是殖民史调出来的颜色——非洲的黑、欧洲的白、加勒比原住民的铜，搅在一起，谁也分不清比例。

你在诗里读到的是血统，不只是文学引用。沃尔科特不解释这些名字的来历。他只写：阿基里的祖父被一艘英国船从几内亚运过来，船舱里和一个被链子锁住的男孩交换了一句话，那句话没有传下来。赫克托的曾祖母在甘蔗园里生下孩子，园主的名字出现在孩子的出生登记上。海伦的母亲来自马提尼克，外婆在那里，再往上没人记得了。

名字是标签，贴在一个你不知道该往哪儿搁的东西上。

阳光、鲨鱼和芒果树

沃尔科特写加勒比的物，带着一种你必须停下重读的精确。

太阳从海面上撕开一道伤口。鲨鱼的背鳍划过水面，渔夫在船上看见那道黑影，像一把剪刀在蓝布上剪过去。芒果树在雨季之前开花，细碎的白花落满院子，光脚踩上去，脚底会记住一整年的凉。海螺壳被潮水冲上岸，壳口朝下，退潮时发出咽口水的声音。

他在意这些东西。他不写热带风光，他写他唯一未经殖民污染的母语。英帝国的英语教不了他芒果什么时候落。法语的天主教教不了他鲨鱼在哪个季节靠近海岸。只有岛上的人知道。他写下来的时候用的是但丁的韵律，内容却属于另一片大陆。一个被三种语言撕裂的诗人，在第四种声音里找到了完整的自己。

海伦站在两个世界的裂缝里

全书最重的一场架发生在阿基里和赫克托之间。起因是海伦。海伦离开了阿基里，住进了赫克托的屋子——一间用波纹铁皮搭的房子，下雨的时候整个天花板都在响。阿基里找到他们的时候，赫克托在院子里修那辆出租车的引擎。扳手掉在地上，铁皮发出很脆的一声。打完这场架，阿基里划船出海，划到看不见海岸线。他在海上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的非洲祖先逆着洋流往回走，海水从脚踝退到膝盖，从膝盖退到腰间，最后整个人站在干涸的海底，脚下是几百年前沉没的奴隶船的龙骨。

海伦在这场争斗里几乎没有台词。她出现在诗中始终是一个形象——一条黄裙子，一段被海风吹开的头发，一个隔着吧台递过来的微笑。沃尔科特不给她的内心写任何旁白。他不替她说话。整个故事里她自己开口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她沉默，因为她是岛上被争夺的”海伦”，但没有人问过她想去哪里。

后来赫克托出车祸死了。阿基里老了，还在划船。海伦还在端盘子。小岛上的故事不会因为死一个人就改变节奏。沃尔科特用一条线写下结局：海浪从东边涌过来，白头浪排成一列，像一群弯腰走进教堂的老妇人。

三行诗的殖民史

《奥麦罗斯》全书用三行连环韵写成——aba bcb cdc——但丁在十四世纪发明这个形式，为的是让意大利语走完地狱、炼狱和天堂。六百年后，一个加勒比混血诗人用它写独木舟、写椰子树、写奴隶船沉在海底的位置。形式的选择本身就是一句话：你们的文明工具，我用。用你们的韵脚讲你们的故事。填进去的词是加勒比的沙子，硌在你们的语法里。

书里有一个场景让人停很久。叙述者——一个叫”沃尔科特”的作家——在伦敦地铁里坐下，对面是一个白人老太太。她盯着他看。他望着她瞳孔里自己的倒影：一个黑人，坐在帝国的心脏，周围所有的广告牌、地铁站名、广播里的播音，全部是英语。全部是英语。他站起来走出车厢的那一刻突然明白：语言比军舰更持久地占据一个地方。

结尾不在圣卢西亚，在荷兰。沃尔科特的叙述者站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边，看见十七世纪的商人住宅一排排倒映在水里，窗台下的铁钩是用来吊货物的——当时吊上去的是香料、瓷器，还有人。他转身离开，没有总结，没有眼泪，没有原谅。

运河的水动了一下，一只海鸥停在栏杆上，又飞走了。诗结束在这里。

诺贝尔文学奖给沃尔科特，因为一件事被他说清楚了：荷马的战争可以在渔网之间重演，但丁的韵律可以盛放鲨鱼和芒果树。史诗从来不属于某一片大陆。殖民史是一层漆，刷在奥德修斯的桅杆上。海浪一冲就露出下面的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