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六年,伦敦。索米斯·福尔赛站在罗宾山上,手指着面前那片空地,对建筑师波辛尼说:在这里,给我盖一座房子。
波辛尼问他想要什么样的。索米斯说——要配得上我的妻子,要配得上我的收藏,要配得上福尔赛这个姓氏。他没说出来的那句话是:要能把她关在里面。
房子盖了八个月。波辛尼和艾琳——索米斯的妻子——在工地上遇见的。波辛尼的领口永远敞着,袖口沾着铅笔灰。艾琳的头发盘在脑后,脖子很长。两个人看同一面墙,波辛尼说这面墙朝向西南,下午光线会把影子投在草地上。艾琳那天在草地上站了很久。
索米斯每周来工地一趟。他检查每一块砖,每一根梁。他不关心光线落在哪里,他关心房子值多少钱。
财产
福尔赛家的人见面不说你好。说:多少钱。
老乔里恩的遗嘱里有句话,堪称家族宪法:一个人一辈子就做一件事——积累财产,然后传给下一代。福尔赛家的客厅里挂着油画,沙发蒙着缎面,餐桌上摆着银器。每一件东西都有价格。包括人。
索米斯娶艾琳的方式像买一幅画。她父亲是教授,死后留下债务。索米斯替她还了。她嫁了。他把她放在客厅里,跟那幅透纳的油画并排。客人来的时候,她坐在那里,头发盘上去,脖子很长,不说话。
书里有一段写索米斯看艾琳:他看着她就像看一件自己拥有的东西——一个精美的瓷器,一幅名画,一处不动产。高尔斯华绥不写他心里想什么,只写他的动作。他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她没有动。他以为那是顺从。他不知道那是一个人被关在玻璃罩里太久之后,连肌肉都忘记了怎么收缩。
后来波辛尼来了。
罗宾山上的房子
房子在伦敦郊外的罗宾山上。波辛尼不肯做维多利亚式的红砖盒子。他要做四面采光、石头外墙、大面积落地窗。索米斯听着他的设计——每一样都被他换算成英镑:石头比砖贵多少,落地窗冬天散热要多少煤钱。
但他还是批了。他欣赏的不是波辛尼——他要让所有人知道,只有索米斯·福尔赛建得起这样的房子。
艾琳在工地上待的时间越来越长。索米斯注意到了,但他不往男女关系上想。他往钱上想——波辛尼超支了。预算从一开始的一万英镑飙到一万二,又飙到一万四。索米斯夜里躺在床上,不在想妻子去了哪里,在想每一块超支的砖。
这才是福尔赛式的嫉妒:他只在乎那笔钱。
他把波辛尼告上了法庭。理由:违反合同,超支严重。波辛尼输了官司。他走出法庭那天,伦敦起了雾。泰晤士河的水汽混着煤烟,几步之外就看不清人。
同一时间,索米斯回了家。他把门从里面锁上。艾琳在他面前。
雾
波辛尼在大雾里走。从法院出来,往西走。他心里想的是房子。官司输了——那房子他设计了八个月,每一道窗梁的弧度他都用铅笔描了十几遍。现在它属于索米斯了。她也是。
他穿过肯辛顿的街巷。雾浓到他伸手不见自己的手指。他看不清路,看不清红绿灯,连自己的脚步声都闷在雾里,传不回来。有一辆马车从他身边驶过,马脖子上的铃铛响了,又没了。雾吃掉了一切声响。
然后是一辆汽车的引擎声。一九〇〇年代的汽车很慢,但雾更慢。波辛尼没看见车灯。马车的车夫后来跟警察说,那个人像从雾里突然长出来的。
高尔斯华绥只用三句话写完这场死亡。没有细节,没有描写,没有哀悼。波辛尼被撞倒了,头磕在石板路上。雾散了。
索米斯第二天早上才听到消息。他正在喝咖啡。叉子停在半空。又落下去。
那之后他蒙头坐了很久。你不会为一笔坏账哭。只是觉得很慢。
三代人
索米斯的女儿芙蕾二十年后嫁了人。婚礼在罗宾山上的房子里办的。落地窗还在,石头外墙还在,光线还是下午照进来,影子落在草地上。芙蕾穿着白纱,笑得很得体。福尔赛家的第三代,已经不会为钱算账算到半夜了。他们生来就有钱,所以谈论理想。
但福尔赛的东西没有变。占有,还是占有。
老乔里恩买了一片树林,因为隔壁地主想买——他不缺树,他只是不想让别人有。索米斯给女儿选丈夫的方式跟他当年选画一样:家世、收入、前景,一项一项打分。芙蕾爱另一个人,索米斯不知道——他连爱情的成分都不认识,像一个人不认识自己从未吃过的水果。
高尔斯华绥写完三代人的时候,罗宾山上的房子已经旧了。石墙上爬了藤蔓。没有人再提波辛尼的名字。只有艾琳还在——她离开了索米斯,独自在欧洲活了二十年,回来的时候头发全白了。
一九三二年,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约翰·高尔斯华绥。颁奖词说他“以卓越的叙事艺术,达到了《福尔赛世家》的最高峰”。这套书一共三卷、九百多页,从一八八六年写到一九二〇年。写完的那年,高尔斯华绥五十三岁,住在伦敦郊外的一座石头房子里。不是罗宾山,但很像。
你把书合上的时候,索米斯还在那栋别墅里。落地窗上结了霜。他站在窗前,玻璃映出他的脸,外面什么都看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