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戈多》

幕布升起。一棵树，枯瘦，没有叶子。爱斯特拉冈坐在土墩上两手攥着靴子使劲拔，脸涨红了。弗拉基米尔在边上踱步，摘下帽子朝里头看一眼，戴上，过一会儿再摘下来。天快黑了。

他们在等一个叫戈多的人。

脱不下来的靴子

爱斯特拉冈把脚踩在地上，弓着腰拽靴子。拉了好一阵子，纹丝不动。弗拉基米尔说你把鞋带解了。爱斯特拉冈说鞋带早就断了，打了一串死疙瘩。两个人蹲在地上研究那串死疙瘩。研究了半天。爱斯特拉冈手一松，靴子摔在地上。还是没脱。

弗拉基米尔又摘下帽子，往里面看。什么都没有。拍了拍帽顶，戴上。然后第三次摘下来。反复了六七遍。

爱斯特拉冈说咱们走吧。弗拉基米尔说不行——咱们在等戈多。爱斯特拉冈问戈多是谁。弗拉基米尔想了想，说不上来。他说戈多说了要来，戈多会来。爱斯特拉冈不问了。靴子扔在土墩旁边，他揉着脚趾头。

胡萝卜和绳子

弗拉基米尔在口袋里摸出一根胡萝卜。爱斯特拉冈咬了一口，嚼两下，停住了。有没有别的，他问。弗拉基米尔把口袋翻出来，空的。只有胡萝卜。爱斯特拉冈接着嚼，声音在舞台上荡开。你说这地方是不是太荒凉了，他说。弗拉基米尔看了看周围——这棵树，这条路，还好。爱斯特拉冈仰头看那棵树。什么树。弗拉基米尔说可能是柳树。爱斯特拉冈说柳树在水边才长。弗拉基米尔说那就不是柳树。

远处传来鞭子声。

波卓用一根长绳拴着幸运儿的脖子，抽着鞭子把他们赶上舞台。幸运儿颈上勒出一道溃烂的深沟，他站着，脖子上还挂着一只篮子，一柄折叠凳。波卓坐下来吃鸡腿。骨头随手扔在地上。爱斯特拉冈盯着那根骨头。波卓笑了笑，说你拿去吧。

幸运儿被命令跳舞，被命令思考。他张开嘴，句子像决了堤一样涌出来——没有停顿，没有标点，一个词摞着一个词往上堆，堆到一定高度就开始崩塌，碎成音节，碎成呻吟，直到整个身体绷直、抽搐、瘫倒在地。波卓打了最后一个嗝，拽起绳子把他们带走了。舞台上安静了片刻。爱斯特拉冈手里还攥着那根胡萝卜头。

一切恢复原样。树还是那棵树。路还是那条路。天更黑了。

戈多今天不来了

一个男孩从舞台侧面跑进来。

他说戈多先生让我传话——今天不来了，但明天一定来。弗拉基米尔蹲下来，眼睛和男孩平齐。你是给戈多放羊的？男孩说是。弗拉基米尔问你弟弟呢，上次来的不是你。男孩说弟弟病了，戈多先生说他明天会好。弗拉基米尔沉默了片刻。那你告诉他，你看见我们了。

男孩看了看他，点了点头，跑下舞台。

月亮升起来了。光打在空无一人的路上。

第二幕。同样的树，同样的土墩，同样的黄昏。一夜之间树上多了四五片叶子。爱斯特拉冈光着脚走上台——昨天跟人打架，靴子让人抢了。弗拉基米尔唱着一首歌。循环的曲调。重复的歌词。爱斯特拉冈让他别唱了。

波卓又出现了。这回他瞎了，摔倒在台上，爬不起来。幸运儿还是被绳子牵着，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讨论要不要去扶他。讨论了很久。扶起来了。波卓挣开他们的手，踉跄地摸下舞台，幸运儿跟在后面。绳子拖在地上，留下一道笔直的痕迹。

男孩又来了。同一张脸，同一个口信——戈多今天不来了，但明天一定来。弗拉基米尔说你明天来了还认得出我吗。男孩说不一定。弗拉基米尔说你看见我们了。男孩点头。跑下舞台。夜落下来。

咱们走吧

爱斯特拉冈说，咱们走吧。

弗拉基米尔说，好，咱们走吧。

他们一动不动。幕布落下。

——

贝克特用法语写的这个剧本。1948年的冬天，巴黎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他说用第二语言写的时候，语言更贫瘠，更笨拙，不像一个作家在展示才华——而这正是他需要的。母语会让你忍不住修饰。忍不住漂亮。忍不住把每一个沉默都填满。法语把它剥干净了。舞台剩下一棵树，一条路，两个人。连等待这个动作本身，都是被删减过的。

1969年，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塞缪尔·贝克特，说他”以标志着人性贫困和净化的小说与戏剧作品，在荒诞中获得崇高”。”人性贫困”是那两个流浪汉被磨损到只剩最小动作和最少词汇，”净化”是语言剥到骨头以后透出的分量——而”在荒诞中获得崇高”，是那句”咱们走吧”落下之后，观众席上一片死寂。没有人起身。

全剧没有情节。你大概不会想在某个周末晚上翻出这个剧本来看。但你可能在某个黄昏发现自己也在等一个戈多——它不叫这个名字，不来的时候派别的信使。你也说过很多次”咱们走吧”。

然后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