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博一家》

雅克把传单从敞开的机舱口推出去。纸片在风里炸开，翻卷着落向前线两侧的战壕。他往下看——法军的灰制服，德军的灰绿制服，从四百米的高空看下去没有区别。都趴在泥里，都在等下一轮炮弹。

飞机在阿尔萨斯上空被击中。他迫降在田野上。法国兵围上来的时候，他举着双手往外爬，嘴里喊的是法语。他们没有停。子弹从很近的距离打穿了他的胸口。

雅克·蒂博，二十五岁。不是死在德国人手里。

父亲

蒂博先生住在巴黎大学街的宅子里。每天晚饭，两个儿子坐在长餐桌的下首。他切肉的时候刀叉不碰盘子。女仆从左边上菜，从右边撤盘。家里的规矩像砖一样叠起来——几点起床、几点祈祷、几点熄灯。墙上的十字架看着他做这一切。

大儿子昂图万习惯了。低头吃饭，背临床考试的笔记。小儿子雅克不习惯。十四岁那年他翻墙跑了。

跑去了马赛。口袋里只有一本笔记本和一张火车票。蒂博先生发动了半个巴黎找人。找到的时候雅克蜷在码头边的仓库里，脚上全是水泡。他写了一整本日记。第一页写着：我不要活成他。

被拖回家那天，雅克被送进了蒂博先生亲手创办的少年教养院。铁门在他身后关上——喀哒。这一声在接下来的八卷书里一直回响。

医生

昂图万从医学院毕业那年，父亲开始病了。

肾病。肚子一天天鼓起来，眼眶凹进去。他把病房搬进了自己的书房。床摆在书桌对面，桌上摊着没签字的地契和遗嘱草稿。吊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掉，蒂博先生盯着天花板，嘴半张着。这个控制了一辈子的人，现在连小便都需要别人扶。

昂图万给他打吗啡。针头扎进松弛的皮肉，父亲的眼睛动了一下，又合上。他坐在床边守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合上了父亲的眼睛。

他对弟弟说：死亡是生理现象。没有别的。

昂图万信科学。他给巴黎最穷的街区看诊，用听诊器听肺，用手指叩腹腔，在病历上写下精准的拉丁文诊断。他以为世界是可以用理性拆开的——神经、血管、骨骼，每一样都有名字，每一样都有位置。

革命者

雅克在日内瓦重新长了一遍。

他剪掉了蒂博家的姓氏，化名在社会主义者的印刷厂里排字。油墨沾在指缝里，洗了好几遍洗不掉。晚上他在阁楼里读马克思，读到天亮。玻璃窗上结了一层霜。他对着霜哈了口气。

和昂图万不同，雅克信的是人应该换一种活法。他写传单、组织集会、在边境上帮流亡者偷渡。走起路来肩膀往前倾，说话的时候把手举到齐胸高，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押了全部性命。

一九一四年，他在日内瓦收到昂图万的信。信很短：战争要来了。你回来。

雅克回了巴黎。不是为了回家。是为了阻止这场战争。他联络了欧洲各地的社会主义者，想发起一场跨国界的反战罢工。一国工人不打另一国工人——就这么简单。他相信这句话。

没有人听他的。八月一日，法国总动员令贴满了巴黎的墙。

1914

雅克的办法只剩下一个。

他从瑞士弄来一架旧飞机，印了两万张传单。上面用德语和法语写着同一句话：放下武器，越过战壕，去拥抱你的兄弟。他把传单装进飞机，起飞，飞向前线。没有武装。没有护航。云层很厚，下面是大炮的闪光。

飞机在弹幕里颠。传单撒下去的瞬间，地面上的枪声停了一秒。重新响起来。更响。什么东西打中了机翼，飞机开始往下栽。

法国巡逻队先找到了残骸。雅克被从座椅里拖出来，浑身是血。他说法语。他说自己是法国人。他说自己有证件。枪响了。

多年以后昂图万在一份军事档案的角落里查到了弟弟的死因：身份不明的间谍，已处决。他把那一页折起来，塞进口袋。回到帐篷里。外面又送来一车伤兵。

昂图万在战地医院待了三年。锯腿、缝肚子、包扎烧伤。伤员排到帐篷外面三十米。手套用完了就光手，碘酒烧得指关节发白。

一九一八年春天，德军发动最后一次攻势。炮弹落在野战医院后面的麦田里，炸开了一罐毒气。芥子气。昂图万吸进去的时候正在给一个十九岁的步兵按伤口。男孩的脖子上炸开了一个口子，血往外喷。他用手摁住，回头喊护士——吸进了第二口。

气管开始烧。他咳了一声，知道自己没时间了。他从药箱里拿出最后几支吗啡，沿着伤员的担架往下走。一个人一支。针扎进去，拇指把药推到底。走到第四个人面前的时候，膝盖已经撑不住了。他蹲下来，把针扎进那个人大腿外侧。推。然后侧身倒在地上。

眼睛里映着帐篷顶上裂开的一道缝。光从缝里漏进来。像巴黎大学街那间书房里，吊瓶里最后一滴水珠。

杜加尔从一九二〇年开始写《蒂博一家》，写到一九三八年。十八年，八卷。他写完了昂图万和雅克的一生，写完了蒂博家的书房、教养院的铁门、日内瓦的阁楼、前线的毒气。写完那天他把手稿装进纸箱。箱子很重，搬的时候蹭到门框上。

一九三七年——全书写完的前一年——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他：以艺术的力量和忠实，描绘了当代生活的一个典型剖面。

那一年昂图万和雅克已经死在他纸上二十多年了。杜加尔没有停笔。他给第八卷写上最后一句话，合上钢笔。法国的街道上又在贴动员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