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

某剧院正在排练皮兰德娄的《各尽其职》。导演把卷起来的剧本一下一下敲在椅子扶手上，男演员靠在布景墙边打哈欠，女演员跷着腿在角落里背台词。台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灯光师在梯子上换了一颗灯泡。下午四点半，谁都不想干活。

入口的门帘被人拨开了。

六个人走进来。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走在最前面，脸上是克制过的痛苦——不是现在这五分钟的痛苦，是已经凝固了、带着壳的痛苦。后面跟着一个穿丧服的女人，低着头，像被透明的玻璃罩子扣住了。第三个是年轻姑娘，眼睛到处转，嘴唇抿成一条细线，浑身上下每一寸都在表演挑衅。再往后，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男孩，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门边不往里走。最后是两个孩子——男孩十二岁上下，女孩大概四岁。

排练厅安静了三秒。

“你们是干什么的？”导演站起来。

中年男人往前走了一步。”我们来找一个作者。”他的声音不高，但一字一顿，砸在地板上。”我们是六个角色——被创造过，却不曾被完成。创作我们的人把我们扔在了半路上，不让我们出生，不让我们活。我们需要一个舞台。”

导演愣了片刻，然后笑了。手下的演员也跟着笑。一个主角跟另一个主角交换了一个眼神——这老头儿疯了？可中年男人没有笑。后面五个人也没有。他们的眼睛和演员不一样。演员的眼睛有弹性，能随时切换愤怒、悲伤、狂喜。这几个人的眼睛是硬的。表情长在了肌肉里，拆不下来了。

“哪一个更真实呢？”父亲——那个中年男人——转过身来问导演。”你们吗？你们今天哭明天笑，今天这个身份明天那个身份。我们呢？永远是同一个样子，永远背负着同一件事。你们会变老，会遗忘，会把悲剧改成喜剧。我们不会。我们困在自己的故事里，每一秒都在重来。”

导演没接话。

那一年，那间裁缝铺

母亲是被父亲送走的。那时候儿子还很小，父亲觉得这个女人配不上这个家。母亲跟了另一个男人，生了三个孩子——继女，小男孩，小女孩。第二个男人死了。母亲为了养孩子，去帕奇夫人的裁缝铺做工。她不知道帕奇夫人做的是什么生意。

那天父亲去了裁缝铺。看见了继女。他还不知道这是谁。继女穿着孝服——那件衣服还是父亲出的钱，他不知道。

两个人在帕奇夫人的后屋里。只剩下最后一步。母亲冲进来了。一声尖叫穿过整个舞台。父亲看见母亲的脸，看见继女的脸，看见两张脸之间那条他怎么也跨不过去的深渊。那是他的妻子。那是他妻子的女儿。

继女站在舞台中央，把这段记忆一字不改地讲给所有人听。怎么把母亲支走。父亲进门时脸上的表情。他碰她的那一下。讲得咬牙切齿，眼睛发亮，一边讲一边笑——那种笑比哭还让人不敢看。前排的女演员拿手里的剧本挡了半张脸。

演不出来的伤

父亲坚持要把全部故事演完。一整个家庭，裂成六块碎片，每一块都装着只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真相。父亲记得的是悔恨——他每年去校门口看儿子放学，站在对面马路的梧桐树底下，不走近，不说话。继女记得的只有那间屋子，那个下午，那个差点发生的、没有名字的事。母亲从头到尾几乎不开口，她的痛苦不是语言能装的。儿子站在角落里，不认这个父亲，不认这些弟弟妹妹，不认任何人。

他们让剧团的演员替他们演。演员演得投入极了，哭的哭，喊的喊，跪在地上的膝盖都磨红了。继女看着看着，忽然放声大笑。不是那样。完全不是那样。你们的眼泪是排练过的，你们的愤怒是有技巧的——把它们涂在我们的伤口上，像在刀口刷了一层漆。

父亲站起来。我们自己演。

台下的工作人员停下了手里的活。没人再打哈欠。导演的眼睛盯在舞台上，手里的剧本掉在地上也没发觉。

枪是真的

故事的最后一部分发生在花园里。夜晚。水池边。

小女孩走到水边。没人看见她是怎么掉进去的。水面泛了几下，不动了。小男孩站在树后面，把这个画面收进了眼睛，没收进别的地方。他后退一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

枪响了。一声。短。闷。像一个句号被钉死在半空中。

台上的演员愣住了。怎么可能——道具枪的弹夹是空的，工作人员检查过三遍。那个男孩直挺挺地倒在台板上，一摊暗红色的东西从他后背下面洇出来。女演员尖叫起来。有人往外跑。有人蹲下去摸他的脉搏。

导演颤抖着声音问父亲——这是不是真的，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父亲没有回答。他只是把那张凝固了一辈子的脸转过来。

1934年，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路易吉·皮兰德娄，授奖词写道——”以大胆而才气焕发的方式，复兴了戏剧和舞台艺术。”这句评语说的不是发明了什么编剧技巧。是说他在舞台地板上划了一道线，让所有站在线上的人发现：这一边是真实，那一边也是。

幕布落下来。观众席上的人开始往外走，没有人说话。出口的走廊里，一个妇人拉住剧院的引座员，声音压得很低：那个男孩——他活过来了吗。

引座员看着她。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