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与变迁》

1940年春天，柏林，一封信到了。

寄信人是塞尔玛·拉格洛夫——瑞典文学院第一位女院士，那个写出《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女人。信里是一份担保书。奈莉·萨克斯握着它，手指关节发白。四十九岁，未婚，和母亲挤在一间越来越小的公寓里。犹太人。整个欧洲正在收紧绞索。

拉格洛夫的担保是她和母亲最后的机会。这位瑞典作家从三十年代起就在帮她，通信多年。1937年，拉格洛夫曾直接向瑞典王室请愿，为萨克斯一家争取避难权。三年后，担保终于到了。

1940年5月，奈莉和母亲登上了飞往斯德哥尔摩的民用航班。那是最后一班。同一周，命令她去集中营报到的通知寄到了柏林的旧地址。

公寓已经空了。

拉格洛夫没有等到她。1940年3月，担保书刚发出去不久，这位七十岁的女作家因脑溢血去世。她用最后的力气救了一个素未谋面的犹太女诗人。奈莉后来在诗里写：”我逃进了你的死。”

德语，杀她的人的语言

到了瑞典，奈莉·萨克斯做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她继续用德语写作。

她母亲和所有逃出来的犹太朋友的共同反应是：再也不说德语。扔掉它，像扔掉一件沾了血的衬衫。萨克斯没有。她住在斯德哥尔摩一间狭小的公寓里，靠翻译瑞典诗歌为生，照顾年迈的母亲，每天晚上坐在灯下——用德语写诗。她翻译埃里克·林德格伦、约翰内斯·埃德费尔特这些瑞典诗人的作品，把瑞典语变成德语。她的德语。

那些诗从灰烬里长出来。烟囱，灰，蝴蝶，沙子——她的意象极其密集，一个挨着一个，像挤在运牲畜的车厢里，没有空隙，不给你喘息。蝴蝶是死者的灵魂，沙子是消散的时间，烟囱指向每一个犹太人看见就明白的地点。她不解释。不铺垫。意象就这么直接砸下来。她在诗集《在死亡的寓所中》写：

“烟囱／是精心设计的死亡之路／在它建造者的想象中。”

战后，这些诗陆续出版。德语文坛先是沉默，然后才敢翻开。一个评论家说，她的诗让人无法呼吸。没有夸张。读者翻几页就得合上，过一阵子，再打开。

她用德语写。那是杀她全家的人的语言，是焚烧她同胞的人的语言。她不肯把它让给凶手。诗人保罗·策兰——另一个用德语写大屠杀的幸存者——读到萨克斯的诗后给她写信，说她的语言是”在灰烬中依然燃烧的德语”。两个德语犹太诗人，一个在巴黎，一个在斯德哥尔摩，用信和诗对话了十几年。

她需要离那些声音近一些

六十年代，奈莉·萨克斯搬了家。

新住处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紧挨着一家精神病院。她专门选的。有记者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住在这里是因为那些声音。我需要离那些声音近一些。”

她没有解释。她的朋友知道。她长期以来被幻觉和幻听困扰，多次入院治疗。大屠杀中死去的六百万犹太人里，有她的亲人，有她从小认识的邻居，还有很多她从未见过的人。他们的声音没有消失。它们和她一起住在那间公寓里，和她一起喝茶，一起翻译瑞典语，深夜灯下，一行一行地写诗。

她的诗变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碎。意象像碎玻璃一样铺满纸面。她几乎从不用第一人称。她让死者说话，让沙子说话。蝴蝶在她的诗里也不沉默。

1960年，她获得德国工业联合会文化奖，是战后第一位获此荣誉的犹太作家。她去法兰克福领奖。在颁奖典礼上，她只说了很少的几句话。在场的人没有记全。她大部分时间只是站着，目光越过台下的人群，看着后面的墙。

五年后，1965年，她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她带着母亲的照片上台。母亲已经在1950年去世了。

两个犹太人，一个奖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破例——颁给了两个人。

奈莉·萨克斯，七十五岁，德国犹太人，住在瑞典。什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七十八岁，波兰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瑞典文学院的授奖词说：他们”以出色的抒情和戏剧作品，传达了以色列的命运”。

两个犹太人，两种命运。阿格农写的是犹太传统在千年历史中的延续，萨克斯写的是这种延续被暴力斩断之后——灰烬里剩下的东西。阿格农用希伯来语写作，一门从经卷里复活的语言。萨克斯用德语写作，一门沾着六百万条命的语言。他们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颁奖台上握手。台下有人在哭。分不清是为谁。

萨克斯在获奖演说里引用了自己的一句诗：”代替我家乡的，是我所经历的变迁。”她没有用”逃亡”这个词。她用的是”变迁”。德语原文是Verwandlung——也可以翻译成”变形””转化”，像蝴蝶从蛹里出来，像沙子被风吹散又在别处聚拢。她把一辈子的断裂和流离放在一个更长的框架里，不给它悲剧的句号。

颁奖之后，萨克斯继续住在瑞典那间离精神病院很近的公寓里，继续用德语写诗。1970年5月12日，她在斯德哥尔摩去世，终年七十八岁。整理遗物的人发现，她从柏林带出来的东西里，始终保存着一本书——拉格洛夫亲笔签名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书页翻得起了毛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