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于一》

1964年冬天，列宁格勒，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被带上法庭。

法官问他的职业。他说，诗人。

谁承认你是诗人？法官反问。

没人承认。年轻人回答。谁承认我是人？

审判记录被在场的一位女诗人偷偷记下，后来传到了西方。苏联报纸在开庭前就发了评论文章，标题是《一个寄生虫的文学生涯》。法庭还没有宣判，国家已经替他定了性。

刑法第209条

罪名是社会寄生虫。全称是”蓄意逃避社会有益劳动，以寄生方式生活”。刑期五年，强制劳动改造。年轻人叫约瑟夫·布罗茨基，犹太人，十五岁辍学。

辍学之后他在工厂开铣床。在停尸房搬过尸体——列宁格勒围城期间，他曾看到一具具饿死或炸死的身体被推进来，轻得不像一个人的重量。在灯塔当过司炉。跟着地质勘探队去过西伯利亚。自学英语，晚上收工后对着词典，把约翰·多恩的诗一行行抄在纸上，下面标俄文。自学波兰语，因为想读米沃什和赫伯特，后来波兰语成了他阅读东欧同代诗人的钥匙。

法庭认定这些都不算工作。一个没有固定职业、夜里写没人要的诗的年轻人——国家有专门的词：тунеядец，社会寄生虫。他被送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地区的劳改营，劈木头，搬粪肥。一年半以后，在国际抗议的声浪中获释，随即被驱逐出境。

他走的那天没人送。

“小于一”

这本书的书名是一道算术题。在极权面前，一个人连”一”都不是。在一个全能的”我们”面前，任何一个”我”都小于一。你是一个可以被抹去的零头，一个四舍五入时消失的尾数。

布罗茨基在书里没有长篇控诉。他用了一个数学上的比喻，放下。接下来的三百页，他写的是别的东西。

列宁格勒冬天的阳光。那种低角度的、几乎没有热量的光，照在冰封的涅瓦河上，照在战后仍带着弹孔的墙面上。

母亲晾衣服的手。瘦的，关节突出，在结冰的阳台上把湿衣服一件件挂上铁丝。手冻红了，动作不停。

停尸房。围城期间被炸死的尸体，饿死的尸体，冻土太硬没法下葬所以堆在一起的尸体。他是搬运工，把尸体从担架移到冷冻柜，从冷冻柜移到解剖台。他不描写气味。他写尸体的重量——饿死的人很轻。

一个人被国家宣布”小于一”。他用一台二手打字机写下他记得的一切。光线的角度。一双手的关节。一个死人有多轻。

夜晚的词典

《小于一》收录了十几篇散文。写阿赫马托娃，写奥登，写曼德尔施塔姆，写茨维塔耶娃。写他的父母，住在列宁格勒一间半的房间里，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儿子。这些不是文学评论。布罗茨基在写那些教他如何对待语言的人，写那些语言无法挽回的东西。

他写茨维塔耶娃——她的诗让人感到语言在燃烧。这句判断没有解释，没有论证。直接扔在那里，像扔一根点着的火柴。他写曼德尔施塔姆——一个在斯大林时代被逮捕、死在远东转运营的诗人，布罗茨基没有写他的死，写的是他诗中”希腊式的精确”。

他写奥登的《1939年9月1日》。那首诗在苏联劳改营里通过打字复写纸传到他的手上。复写纸薄得能看见背面的字。他读了，合上，知道——有人可以在语言里活成这样。

他对语言的痴迷没有多愁善感。他十五岁离开学校，因为受不了课堂。工厂夜班之后，他用手电筒照着读波兰语词典。对着一台短波收音机，一句句跟读BBC的英语新闻。后来他到了美国，用英语写了《小于一》。原文是英文，工整的英文，俄文翻译稿是很多年后的事。

一个十五岁辍学的苏联工人，用自学的第三语言写出二十世纪最好的散文之一。很多事情不需要注解。

被放逐者的行李

布罗茨基没有说过”我要用写作复仇”。他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劳改营出来，又在列宁格勒待了八年，然后被塞上飞机——告诉他，不准回来。

他随身带的东西：一台打字机，两瓶伏特加，一本约翰·多恩的诗选。下飞机的时候拿出一瓶喝了，另一瓶送给海关。多恩的诗选一直在手边。

1972年他到美国，三十六岁。不会开车，不会用打字机。密歇根大学聘他教诗歌。他上课不讲理论，只念诗——俄语的，英语的，一行一行念，念完看学生。有的学生哭了。有的走了。他像在劳改营劈木头一样劈开一行诗，劈完给你看里面的纹理。劈完之后他不总结。下课。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授奖词——”以无比清晰的思想强度和诗意强度，书写了超越时空限制的广阔视野”。获奖演说里，他讲的是另一件事：语言的尊严先于个人的尊严。一个国家可以把你扫地出门，语言不会。只要你嘴里还有母语，你就还没被彻底赶走。

他再也没有回到列宁格勒。他的父母申请出境探望，苏联当局拒绝了。母亲1979年去世，父亲1984年去世。他都没有见到。1996年他在纽约去世，葬在威尼斯的圣米凯勒岛。墓碑上刻着他的俄文名字，出生日期，死亡日期。没有头衔，没有诗句。

一个小于一的数字，被埋在了水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