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人民》

比亚图尔在草皮屋里蹲了十八年。从十三岁到三十一岁，他在冰岛北部的农庄里当雇工，睡在羊圈旁边的土屋里，枕着一块石头。每年秋天领工资，他把钞票卷成筒，塞进床垫底下的铁盒子里。十八年后他打开铁盒子，沿着海岸走了三天，站在一片沼泽地前面——三面是山，一面是海，风从格陵兰吹过来，没有树，没有路。他看了一会儿，说：这里叫夏日屋。

冰岛的夏天只有两个月。六月雪化，八月又开始下。他给妻子罗莎写信：我们有自己的地了。

罗莎到的时候，比亚图尔已经把草皮墙垒起来了。墙是泥巴和草根垒的，屋顶压着石板，门是两块松木板钉的，门缝宽得能伸进一根手指。罗莎跨进门，在地上垫了一块麻袋，坐下。她怀孕了。

羊

比亚图尔从合作社赊了十二只母羊和一只公羊。签了字据，利息写在纸的背面。他把羊赶进山脚下的沼泽地，自己跟着羊走，带着一袋干鱼和一壶水，走三天不回来。罗莎一个人待在夏日屋，把麻袋塞在门缝里挡风，坐在角落里缝孩子的衣服。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封山。暴风雪刮了四天四夜，第五天早上比亚图尔推开齐腰的雪走到羊圈——羊圈没有顶，是石头垒的——倒了十二只。不是冻死的。沼泽地的草太薄，羊一直没吃饱。比亚图尔蹲在死羊旁边，把羊腿掰开看牙齿。他站起来，走进屋子，从铁盒子里又取出几张钞票。他对罗莎说：明年多买几只。

第二年的羊瘟是肝吸虫。羊的肝脏被虫子蛀成了海绵，一只接一只倒下去。比亚图尔把死羊拖到沼泽地边上，用石头压住，回来继续数剩下的羊。合作社的人站在门口收账，靴子上的泥蹭在门槛上。比亚图尔从铁盒子里数钞票，一张一张递过去。不说一个字。

暴风雪里站着的东西

第三个冬天，比亚图尔在暴风雪夜独自出去找一只走失的母羊。风雪大到他在自己家门外五十步就迷了路。雪片像碎玻璃横着砸在脸上，他把羊皮袄裹紧，贴着地面往前摸。

他看见前面雪雾里有一个黑影。站着，一动不动。羊？不像。比亚图尔从腰间抽出短刀，心跳得比风声还大，对着黑影走过去——冰岛的冬天没有野兽，但老辈人说过雪里有别的东西。走到三步远的时候黑影动了，倒下来，砸进雪里。

只是一只快死了的母羊，肝吸虫吃空了它的内脏。眼睛结着一层灰膜。

比亚图尔把羊扛在肩上走了回去。进屋的时候罗莎醒了，看见他肩上那只羊的脑袋垂在他后背上，嘴角流着黑色的血沫子。他没有说话，把羊放在火灶旁边。天亮的时候羊死了。

罗莎的手

罗莎在夏日屋生了三个孩子，活下来两个。她的手从结婚时的白色变成了冻萝卜的颜色，裂口从指甲缝延伸到手腕。她用羊脂涂了，第二天照样裂。

她怀第十三个孩子的时候是三月。雪还在下，接生婆被堵在峡谷外面。比亚图尔在炉灶里塞了几块干羊粪，火焰是蓝色的，烧不热屋子。罗莎躺在那块麻袋上，羊水混着血渗进泥地。天快亮的时候她睁了一次眼睛，手抬起来想够比亚图尔的脸，没够到。

婴儿也没活。

比亚图尔在门外的冻土上挖坑。铁锹碰到石头弹回来，虎口震出一道血线。他把罗莎裹在自己那件穿了八年的羊皮袄里放进去。坑很浅。他用石头压住上面。站了一会儿，又进屋往炉灶里塞了一把干草。

独立的人

后来又来过一个女人。芬娜。他们又生了几个孩子，死了几个。羊群每次恢复到七八十只，就来一次瘟疫或暴风雪，折掉一半。比亚图尔继续往铁盒子里存钱，继续从铁盒子里取钱还债。合作社的人每次来，他数钞票，一张一张，不多说一个字。

他的大女儿奥斯塔长着一头浅金色的头发。不像他，也不像罗莎。很多年后，他在一个风雪夜里从合作社管事的嘴里知道了——罗莎来夏日屋之前，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那天晚上他坐在屋子里，没有点蜡烛。风吹得门板嘎嘎响。天亮的时候他推开门，把奥斯塔赶出了夏日屋。

羊还在。地还在。他不欠任何人。

小说的最后几十页，比亚图尔又站在了另一片荒地上。夏日屋被合作社收回去了。他带着最小的儿子和儿子的女人往山里走。他走在前面，背挺得很直，灰白的头发被风吹得竖起来。他对儿子说起他在这本书里说过无数遍的那句话——独立的人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

冰岛的云压得很低。风还是从格陵兰吹来，掠过没有树的峡谷，灌进每一个活人呼出的白气里。

拉克斯内斯写完这本书那年是一九三四年。他三十二岁。瑞典学院隔了二十一年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他，说他”以生动的史诗力量，复兴了冰岛伟大的叙事艺术”。他是第一个拿这个奖的冰岛人。

每页纸上都刮着北大西洋的冷风——这句话不是评论家说的，是瑞典学院授奖词里夹的一句。你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耳边还有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