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鼠疫》

预审法官把十字架举到默尔索眼前。你信上帝吗。不信。法官坐下来，浑身发抖——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样顽固的灵魂。

默尔索不明白。不信上帝，跟灵魂有什么关系。

检察官明白。他不问海滩上发生了什么。不问那把手枪。不问倒在沙子上的阿拉伯人。他问默尔索的母亲死的时候你哭了吗。没有。你抽烟了吗。抽了。你喝牛奶咖啡了吗。喝了。第二天你去看喜剧电影了吗。看了。你还跟女人睡了。是的。

检察官转过身，背对着默尔索，声音沉下去。一个在母亲葬礼上不掉一滴眼泪的人——他说——跟弑父没什么两样。旁听席上有人抽泣。默尔索被判处死刑。不是因为海滩上那五枪。因为他没有在葬礼上哭。因为他拒绝按照别人规定的方式悲伤。

太阳

电报上只有一行字。”母死。明日葬。”默尔索请了两天假，坐长途汽车去马朗戈。天很热，汽车里一股汽油味，他睡着了。到了以后门房问他要不要打开棺材看看母亲。他说不用。门房愣了一下。他在停尸房坐了一夜，喝了牛奶咖啡，抽了烟。一个老太太哭了一整夜——没有声音，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他想快点回阿尔及尔睡觉。

第二天他去海滩。碰到玛丽。游泳。晚上去看费尔南德的喜剧。玛丽在他家过夜。日子平淡得像重复印刷的日历。邻居雷蒙来找他，说自己跟一个阿拉伯人有仇，让默尔索帮忙写封信。默尔索写了。

又过了一周。马松的海边木屋。午后两点。太阳像一整块烧红的铁压在头顶。他们在沙滩上走，前面是两个阿拉伯人，其中一个拿刀对着雷蒙。默尔索手里攥着雷蒙给的手枪。热浪把空气搅成颤动的波纹。汗淌进眼睛。阿拉伯人拔出刀——刀刃反射的阳光像一记长矛扎进默尔索额头。整个世界只剩下光。汗和盐和铁锈味的光。他扣了一下扳机。

然后对着倒下的身体又开了四枪。

哭的权利

法庭上没多少关于杀人的争论。大部分时间花在葬礼上。检察官问门房——默尔索抽烟了对不对。对。他喝牛奶咖啡了对不对。对。他没有要求再看一眼母亲的遗容对不对。对。默尔索的律师急了，他问陪审团：被告到底是因为杀人被审判，还是因为不会哭被审判。检察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用了一整个下午描述一个在母亲尸体前面无表情地喝咖啡的人，怎么配活着。

默尔索坐在被告席上。周围所有人都在替他悲伤，替他解读他没有流过的那滴眼泪。他想说点什么——太阳太刺眼了，扳机是自己扣下去的，他不觉得对母亲的感情出了什么问题。他没说。说了也没人听。

临刑前夜，神父又来问他信不信上帝。他一把抓住神父的衣领。从出生到现在，第一次把心里所有话倒出来——什么都不重要，活着和死了没有区别，所有人都被判了死刑只是日期不同。话说完，他把神父推出去，躺在床上，热泪流了满脸。然后他打开牢房的门，走向那个被恨他的人与爱他的人同时注视的黎明。

打开腹股沟

鼠疫不是比喻。死老鼠从楼梯口冒出来，一只接一只。门房捏着死老鼠丢进垃圾桶，第二天自己开始发烧。腹股沟的淋巴结肿到鸡蛋那么大。切开，流脓。三天后死了。第二个，第三个。奥兰城封了。铁门落下，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

医生里厄每天切开腹股沟淋巴结。切开，排脓，缝合。病人还是死。他知道血清赶不上传染的速度，他知道自己手里没有解药。第二天他继续切。一周内他个人负责的病床死过四十一个。他把数字抄进笔记本，字迹很端正。

没有激昂的口号。没有神的光照。事情在那里，我做。他说天灾这种东西，人不能假装战胜它，只能面对它。

记者朗贝尔困在奥兰城里两个多月了。他的女朋友在巴黎。他花了两星期数全城的电线杆，找一条出去的路。所有路都堵死了。他不信”更大的东西”能比一个具体的人更重要——一个人跟他爱的人在一起，有什么错。

他在卫生防疫队干了一晚。不是心甘情愿，是被困住了没别的事做。干着干着就忘了离开的事。一天晚上他坐在里厄对面，说有办法了——有人能帮他偷渡出去。他把咖啡杯在桌上转了两圈。转了很久。

没有个人的幸福，如果所有人都被感染。

他没走。

奥兰城十个月后解封。铁门升起，火车进站，人群在月台上挤来挤去，找自己以为已经死掉的亲人。里厄站在火车站外面。他没有去接任何人。他的妻子在封城期间死在了另一个城市。收到电报那天，他把电报折好，放进了白大褂的口袋里。

1957年，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阿尔贝·加缪。授奖词写——”以清醒的诚实，照亮了人类良知的困境。”世界是荒诞的，默尔索知道。你仍然去做正确的事，里厄知道。两本书之间，是一个人在沉默中完成的所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