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特》

闹钟响了。乔治·巴比特在被窝里翻了个身，多躺了六分钟。1920年4月一个普通的早晨，泽尼斯市的天空灰蒙蒙的，送牛奶的卡车在楼下哐当作响。他四十六岁，头发从中间分开，肚子刚鼓起来，穿最合适的灰色西装，开最合适的别克车。

他的房子在繁花高地，荷兰殖民风格，每扇窗都挂着雪纺窗帘。浴室里有最新的镍合金龙头，书架上摆着按码数买来的精装书——和壁炉、电咖啡壶、电打火机摆在一起，它们全是”标准配置”。他是促进者俱乐部的副会长，麋鹿会的活跃分子，扶轮社的午餐演讲选手。他在任何场合都说对的话——商业是信仰，效率是道德，泽尼斯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说了二十年，每一次都发自肺腑。

一只精确的钟

巴比特的一天被切成一模一样的小方块。六点半闹钟响，刮胡子的时候听收音机里的股票行情，早餐吃麦片粥和烤面包，妻子麦拉坐在对面，把咖啡杯端起来又放下去。八点十七分他开别克出门，挡风玻璃擦得一尘不染，后视镜上挂着扶轮社的徽章。

他在办公室卖地皮。泽尼斯在扩张，郊区的农田一块一块变成建房用地，巴比特的工作就是把每块地编上号码，标上价钱，卖给那些也想住进繁花高地的人。午餐在促进者俱乐部吃——炸鸡、土豆泥、罐头桃子，席间发表七分钟的即兴演讲，题目是”推销员的道德力量”。底下的人用叉子敲桌沿，表示赞同。

他只有一个出口。大学室友保罗·里斯林，一个瘦削的、会拉小提琴的人。每年两个人去缅因州的湖边钓一个星期鱼。保罗不看报纸，不打高尔夫，偶尔对着水面说：乔治，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巴比特觉得这问题不健康，拍他的肩说，你该多出来透透气。

后来保罗朝妻子开了一枪。没死，子弹穿过了肩膀。判了三年。巴比特去探监。隔着铁栅栏他看见一张完全碎掉的脸——眼眶凹进去，嘴唇干裂成一条线——所有可以被称为表情的东西都消失了。回泽尼斯的火车开了八个小时，巴比特一直坐在窗边，没说一句话。窗外的玉米地一排一排整整齐齐，他看到第二排就挪开了眼睛。

退出一张牌桌

变化从1922年的市长选举开始。巴比特投了三十年共和党，那一天他走进了投票站，在塞内卡·多恩的名字旁边画了圈。多恩是个自由派，主张工会合法化、言论自由、反对禁酒令。巴比特投完票把手插进口袋，手心全是湿的。他没告诉任何人。

然后他出轨了。塔尼斯·朱迪克，一个开美容院的寡妇，比他小一轮，脚趾甲涂着红指甲油。她有一间客厅，窗帘是紫色的，沙发上永远摊着一本翻开的诗集。巴比特躺在她的沙发上，领带松了，烟灰掉在胸口的衬衫上。他没去弹。她把他的手拉过去，一根一根看他的手指，说：你的手很软，不像生意人的手。

塔尼斯带他见了一群人。诗人，画家，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声称自己靠精神力量过活的女人。他们在阁楼开派对，拿锯末味的红酒碰杯，聊社会主义，聊弗洛伊德，聊禁酒令把美国变成了精神病院。巴比特坐在角落，想插话，张嘴又闭上。他不知道”力比多”是什么意思。凌晨他开车回家，后座上扔着一本借来的《资本论》——翻开在第三页。

促进者俱乐部最先注意到他缺席。第一次不来，桌上留了他的座位。第二次，座位还在，咖啡端上来的时候已经凉了。第三次，椅子被挪到了桌子的最远端。没有一个人给他打电话问为什么。

生意变冷是这样的——先少了两单续约，再少了三单，然后整整一个下午，办公桌上的电话像一块石头。合伙人斯坦·格拉夫把退订合同一页一页码在他桌上，码得很齐。什么都没说。

良民联盟出手了。泽尼斯最有权势的商人组织，所有大单子都从这间屋子里流出去。他们没有开除巴比特。他们派了一个人到他办公室，坐下，跷起二郎腿，微笑着说：巴比特先生，你最近好像遇到了麻烦。有什么我们可以帮你的吗。巴比特握着钢笔，笔尖停在合同上空，半晌没落下去。

阑尾炎

麦拉的阑尾在凌晨三点破了。救护车的声音从三条街以外传过来，巴比特披着睡袍站在门口，纽扣扣错了一粒。

手术做了两个小时。候诊室的长椅是绿色的皮革面，坐上去发出一声闷响。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掌纹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墨迹，无名指上的婚戒箍出一圈浅白的印子。他想起麦拉结婚那年，头发上别着一朵栀子花。婚礼结束花蔫了，她舍不得扔，夹在《圣经》里。他有二十年没打开那本《圣经》了。

天亮的时候麦拉从麻醉里醒过来。脸肿着，嘴唇发白，手从被子下伸出来抓住他的手腕。抓得很紧。他在床边坐到第二个天亮。

第三天的早晨他走进一家男装店，买了一套新西装。深灰色，双排扣，和去年扔掉的那套一模一样。他回到促进者俱乐部，坐在桌子末端的座位上，在黑咖啡里加了三块方糖，搅拌的时候勺子碰着杯壁，叮叮响。那天午餐的演讲题目叫”商业即服务”。每一个人都鼓掌了，掌声不早不晚，不多不少。会长走过来拍他的肩膀，往下按了按。巴比特没有缩。

六分钟

刘易斯没让巴比特死掉，没让他破产，没让他妻子离开他。他只是让这个人走到了边缘。他扒着墙往外看了一小会儿，看见下面没有护栏，看见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来。然后他的手指一根一根松开，自己退回去了。没有人推他。

良民联盟那张微笑的脸，塔尼斯最后那通挂断的电话——这两处都冷。但整部小说最凉的地方藏在每天早上。巴比特醒着躺在床上，整整六分钟，二十二年里的每一个早上他都在这六分钟里犹豫过一次。然后闹钟响第二遍，他掀开被子，把脚塞进拖鞋，走进浴室，拧开镍合金热水龙头。

1922年《巴比特》出版。美国中产阶级发现自己被扒光了推到大街上。有人笑着买，有人把书掷进壁炉里烧。1930年，瑞典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辛克莱·刘易斯——第一位获此奖项的美国人。授奖词说他”以有力而生动的描述艺术，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美国人物类型”。这个人物类型穿灰色西装，开白色别克，在午餐会上说最正确的话，和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联系。

每天早上醒来，他会多躺六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