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漫漫路迢迢》

凌晨四点。客厅的灯全亮着。詹姆斯·蒂龙坐在桌边，手指夹着雪茄，烟灰落在桌布上。爱德蒙从沙发上坐起来，咳嗽。杰米靠窗站着，酒气从皮肤里往外渗。外面是雾。雾笛在港口闷闷地响，隔几分钟响一次。然后楼梯上响起脚步声。

玛丽穿着那件已经发黄了的婚纱走下来。拖在地上的裙摆沾满灰尘。她眼睛睁着，瞳孔散得很大，像在梦游。詹姆斯站起来，叫了她的名字——玛丽——她没有停。她走到客厅中央，把婚纱往怀里搂了搂。她开始自言自语，说的全是几十年前的事。在修道院学钢琴，那架钢琴的音色，修女的名字，窗台上有一盆天竺葵。她说话的时候手指在空气里弹，像琴键还在那儿。

她说，我去找一样东西。她忘了自己要找什么。

三个男人看着她。没有人上去拦。

手总是疼

结婚以后玛丽的手开始疼。生完爱德蒙疼得更厉害。詹姆斯请了城里最便宜的医生给她看。医生开了吗啡。疼痛退了。然后下一针，再下一针。

二十五年以后她还在打吗啡。从疗养院戒断出来不久，全家人搬进这幢海边消夏别墅，以为她好了。第一天她精神很好，在花园里摘花，跟女佣说笑。第二天早上她没下来吃早饭。爱德蒙上楼去看，敲了半天门她才应声。门推开，窗帘全拉着，她靠在枕头上，瞳孔缩成针尖。她说手又疼了。全家人都知道她说的不是手。

玛丽是整部戏里眼睛最亮的人。她知道丈夫订旅馆只订最便宜的。她知道大儿子是废人。她知道小儿子得了肺病，詹姆斯为了省钱要把他送去州立疗养院——那种地方穷人进去，死了从后门推出来。她全都知道。

所以她不让自己醒着。

午后她戴上墨镜，因为眼睛怕光。她说去楼上躺一会儿。全家人的目光追着她的背影上楼梯。楼板一响，三个男人同时停住动作。过了一阵，楼上飘下来吗啡特有的甜腥味。杰米把脸埋进手里。爱德蒙站起来，走出去。詹姆斯一个人坐着，把雪茄碾灭在烟灰缸里，又点了一根。

雾越来越浓。从窗外看出去，连庭院里的榆树都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玛丽在楼上对着旧相册说话。她以为相册里的人在回答她。

莎士比亚和一块地皮

詹姆斯·蒂龙一辈子只演了一个角色——《基督山伯爵》里的爱德蒙·唐泰斯。演了四千多场。年轻的时候他演过莎士比亚。评论界说他是这一代最好的奥赛罗。埃德温·布思——那个年代最伟大的美国演员——点名要他演对手戏。但他签了商业合同，一部《基督山》把他锁死了。四千场。从此再没有念过一句莎士比亚的台词。

他把这件事转成了另一件事：省钱。电灯只许在有人坐着的房间开。威士忌按瓶底刻度量着倒。爱德蒙咳血，他硬说是夏天的感冒——送私人疗养院要花钱。他买地皮。一块接一块。全烂在手里。

第四幕他喝醉了。桌上的雪茄头堆成一座小山。他终于对着爱德蒙说出了一辈子没说的话——他小时候饿过。从爱尔兰坐货船逃到美国，父亲抛弃了全家。十岁进机器厂，一天十二个小时。后来做了演员。后来除了钱什么都不信。

他说完以后安静了片刻。爱德蒙看着他。外面起了雾。雾笛在港口闷闷地响。父子俩同时望向窗外。

最后一口酒

杰米喝到第四幕已经不怎么清醒了。他把爱德蒙按在椅子上，脸凑得很近。

他说，你得了肺病，活该。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从来就不希望你成功。你比我好，你写了诗。妈在你身上看到了她没有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我看见你往上走，我心里就发酸。我希望你摔下来。摔死。反正这个家早晚要烂光——你一个人活下来算什么。

说完他倒在桌子上睡着了。打翻的酒沿着桌沿往下滴。

他是家里第一个发现母亲打吗啡的人。那年他刚从百老汇被开除回来，推开母亲的房门，看见针管掉在地毯上。他没拦。他每回喝醉了就把所有事翻出来撕一遍。清醒的时候，他是爱德蒙身边最像父亲的那个影子。教他喝酒，带他去妓院，告诉他怎么跟这个世界打交道。但酒一进去，影子就变成刀子。他恨父亲吝啬，恨母亲软弱，恨爱德蒙有他没有的肺。他把恨撒了一桌子，然后趴在桌上睡过去。第二天早上什么也不记得。

四幕戏结束了。客厅的灯还亮着。晨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挤进来，一条一条打在每个人脸上。他们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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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奥尼尔写完这个剧本的时候是1942年。他把手稿锁在出版社的保险柜里，留了条子：我死后二十五年才许发表。1953年他死了。三年后，他的遗孀决定把锁打开。

瑞典学院1936年给他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还没有这部戏。评语说他”以充满力量、诚实和深刻情感的戏剧，将悲剧概念赋予了全新的诠释”。他们说的是《安娜·克里斯蒂》《奇异的插曲》《哀悼》。但奥尼尔把更沉的东西留到了最后。他的父亲、母亲、哥哥、他自己——一个不落地钉在纸上。全剧没有反转，没有救赎，甚至没有大声的争吵。只有四个人在一天一夜里，把一辈子的账一笔一笔算完。

然后天亮了。什么也没发生。